7月4日，安永大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毕舜杰带队访问泉果基金，就ESG理念及其未来发展与泉果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安永最早在国内设立ESG相关部门，已经有超过10年的ESG服务领域的积累与沉淀。
此次研讨交流，毕舜杰带领安永核心团队全员出席，包括周优妹（安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主管、安永大中华区公共关系及市场发展主管合伙人）；刘国华（安永大中华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安永大中华区财务会计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张彬（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合伙人）；许培菁（安永金融服务部审计合伙人）等安永高管，都从各自的专业视角与实践经验出发，阐释探讨了对ESG的前沿思考和实践展望。
在谈到ESG投资现状时，双方讨论到，ESG目前在美国推行受到阻碍，争议点在于，在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ESG能带来收益改进的前提下，在投资中考虑ESG因素是否符合“受托责任”，是否属于用委托人提供的资本为第三方谋取利益的行为？
对此，毕舜杰分析到，目前ESG投资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评价体系和框架尚未完成。从长期来讲，需要在报表上把ESG投资的成果量化。不过可以预期的是，ESG在中国会有长足的发展：碳中和“3060”目标（中国提出在2030年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国家战略；此外，国家层面的ESG实施路径图已经在制定中，央企和国企也已经开始推进。
泉果基金创始人王国斌也从自己的投资实践出发，分享体悟。他提到，中国很特殊，大家认同“个人利益应让位于社会利益”，这点与美国不同。不论是企业家或是投资者，要认识到全球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这个政策背景会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投资者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认知之上，重点关注相关政策对未来市场的影响。王国斌还提到， “在投资中遇到过违法处罚的投资案例。而结合ESG的投资方法，能够有效避免一些小概率事件，因此，在个人的具体投资方法中，已经开始运用ESG标准作为‘负向筛选’工具”。
对此，毕舜杰也十分认同，他提到，资本总是会Follow the Smart Money（跟着聪明的钱跑）。他举例说：“比如国斌总提到过，因为需要考虑被投企业的ESG指标，八大控排行业将来可能会成为投资重点。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就是释放出一个预期。这个信息释放本身也成为一种预期管理，让更多的人开始更认真地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维度考虑问题。”而且在未来，随着国家战略的逐步落实，实实在在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落地，一定会带动整套评价体系不断完善。
毕舜杰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参与者，也是ESG理念在大中华区的践行人。他在担任安永大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的同时，兼任大中华区ESG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他毕业于上海交大，后来加入安达信，在中国资本市场起步初期就投身于IPO相关的审计领域，对中国资本市场洞察深刻。毕舜杰也是最早把ESG理念带入中国市场的先行者，他非常关注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推动，是有“企业家奥斯卡”之称的“安永企业家奖”中国项目联合主席。
在访问当天，安永全体团队还作为泉果无限对话的特邀嘉宾，集体进行了内部分享，就ESG概念、监管和资本的双向驱动、责任投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ESG作为投资负向避险指标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包括：
ESG现状：被“千禧一代”推向世界舞台
评估标准：强调运营风险 而非正向影响
投资驱动：全球逾三成投资参考ESG标准
ESG监管：欧美日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
未来展望：借鉴港股 A股潜在影响
01 ESG现状：被“千禧一代”推向舞台中心
“千禧一代”更善于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交流、沟通，他们希望自己购物、工作和投资的公司是好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投资组合能赚钱这一点。”
——新兴市场投资教父Mark Mobius
ESG是对传统企业使命的再定义。半个世纪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定义公司使命——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很显然，如今ESG提出的评价标准更为多元。
有“新兴市场投资教父”之称的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在其著作《ESG投资》一书中提到，ESG理念最早源于18世纪早期的伦理投资。这一理念由英国的卫理公会提出，它要求信徒们在赚钱的同时，不能让自己的企业伤害到邻居。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卫理公会的信徒不允许经营化工、制革类企业，因为可能会给周围社区带来污染。美国教友会也奉行类似的理念，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奴隶贸易一度成为收入丰厚的暴利行业，但美国教友会成员从未试图从中牟利，因为参与奴隶贸易是被教友会禁止的。
到20世纪中期，市场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社会责任投资。在越战期间，曾有一幅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引发了市场上关于责任投资的广泛讨论。照片上，一名被凝固汽油弹攻击的小姑娘赤身裸体，在道路上哭喊奔逃。这引发了美国民众对于军火企业的反对浪潮，陶氏化学公司也因为生产凝固汽油弹，在美国受到了强烈抵制。
ESG的理论渊源是英国可持续发展咨询大师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的“三重底线”理论，在他的书《使用刀叉的野蛮人》中，阐述了企业的“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之后2004年联合国的报告《有心者赢》（Who Cares Wins）正式提出了ESG概念。2007年，高盛发布报告阐释ESG概念，旨在将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的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关注企业在上述三个维度的表现，降低投资中的非财务风险。
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责任）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仅关注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投资者可以通过观测企业ESG绩效、评估其投资行为和企业（投资对象）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
马克·墨比尔斯将ESG的推动力归于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他认为，“千禧一代”的世界观、挑剔的消费习惯，以及对现代社交媒体的掌握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赋予了ESG经济和政治上的力量。相较上一辈而言，“千禧一代”更善于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交流、沟通，他们希望自己购物、工作和投资的公司是好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并不仅仅满足于投资组合能赚钱这一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千禧一代”在投资时高度重视社会责任。
早在2019年，来自中国的18岁高中学生Cynthia Wang就将哈佛法学院教授Mr. Sitkoff和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Mr. Schanzenbach关于ESG投资的前沿理念引入中国，其撰写编译的《“绿色投资”是否违背信托责任？》一文至今仍受到关注，可以说是“千禧一代”推动ESG发展的最佳例证。
点击链接，阅读原文：
过去的近20年中，ESG在投资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15年，ESG投资在中国兴起；2020年，中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令ESG关注度飙升。据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中国ESG发展白皮书》数据，截至2021年底，A股年内已成立的ESG主题基金达200支，总规模合计超2578.4亿元，新成立的ESG主题基金数量连续3年翻倍增长。
02 评估标准：强调运营风险 而非正向影响
“2009年，安永的ESG业务部门成立时只有5个人。2015年，ESG在中国兴起，该部门扩展到50人，现在已经有150人了。这个部门的变化和中国在ESG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安永以自身经历佐证了ESG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他们提到：“我们部门叫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乍一听更像是一个联合国的部门。这个部门在2009年成立之初只有5个人，2015年，ESG在中国兴起，部门扩展到50人，现在已经有150人了，我们部门的变化和中国在ESG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五六年前见客户时，客户都不知道ESG是什么，但大家一定都听过CSR（企业社会责任）。ESG跟我们常说的CSR主要有以下5点异同，如下图所示。
图1. CSR与ESG对比 来源：安永泉果基金内部分享资料
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别是，CSR更多强调企业对社会的正向影响，比如，企业的慈善公益做了多少。而ESG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投资者想要了解这个公司的运营风险会不会对投资结果带来影响，而公司的运营风险就涉及到E（环境）、S（社会责任）和G（公司治理）三个不同维度所涵盖的所有风险。
比如特斯拉的案例，恰恰说明了ESG更强调引发公司运营风险的因素，而不是公司带来的正向影响，比如新能源车的减排效果。但随着时代的变迁，ESG从只关注风险，也在慢慢融入CSR的正向影响因素。
背景：特斯拉被踢出标普500ESG指数事件
2022年5月17日，标普500ESG指数宣布剔除特斯拉公司。这一举动令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火冒三丈,他在推特上说：“埃克森美孚都被标普500排在标普全球ESG指数的前十名，特斯拉却没能上榜！ESG就是骗局。”
图2. 马斯克推文
特斯拉为新能源车企，去年生产了美国3/4的新电动车，在“E”（环境）方面得分很高，但因其锂电池生产缺少低碳发展战略，而且特斯拉的“刹车失灵”维权风波、种族歧视和性骚扰诉讼都导致总体评分大打折扣。
03 投资驱动：全球逾三成投资参考ESG标准
“截至2020年10月，全球范围内超过3000家机构签署了UNPRI，承诺在投前和投后，考虑被投对象的ESG表现，这些机构管理资产规模接近103万亿元。”
安永表示，ESG热度的驱动之一是各大投资机构对责任投资的重视。责任投资是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管理的策略和实践。“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是通过ESG的视角进行管理的。”
这其中有个比较特别的群体UN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它也是ESG概念的提出者。加入到UNPRI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承诺在投前和投后的过程中，考虑被投对象的ESG表现。
如下图，截至2020年10月，全球范围内超过3000家机构签署了UNPRI，资产规模接近103万亿元。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如黑石、富达、JP摩根、摩根士丹利、HSBC、先锋资本、高盛、UBS等。
图3. 签署UNPRI的机构示例（截至2020年10月） 来源：安永泉果基金内部分享资料
截至2022年6月，中国已有101家境内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到UNPRI。这个数据在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只有不到20家。因为疫情让很多投资机构者意识到，在一个黑天鹅事件或者不确定因素之下，ESG表现较好的公司，回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安永表示，我们也看到国内ESG基金的快速增长，今年年初市场上有这样的笑谈：“你在市场上发基金，要不说跟ESG有关，你都不好意思发”。
目前国内的ESG基金主要分为“纯ESG基金”和“泛ESG基金”。“泛ESG基金”指的是基金和ESG的某些议题挂钩，但并没有采用完整的ESG投资理念，比如碳中和或者聚焦于新能源产业；“纯ESG基金”指投资策略中完整包含ESG环境、社会、治理三个投资理念的基金，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方法。比如之前J.P.摩根发了国内第一只“纯ESG基金”。总体来看，整个ESG投资市场很有潜力。
*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5月底，中国市场名称中带有“ESG”的公募基金产品已有20余只，合计规模超74亿元。而包含新能源、环保、低碳、绿色等概念的“泛ESG基金”产品已达160多只，总规模超2000亿元。近三年，“纯ESG基金”数量有明显上涨，超过40%新发ESG基金为纯ESG主题基金。
总体来讲，ESG投资者可分为三个派别:
1. 通过ESG考量风险：
这类投资者为主流，约占80%。
2. 遵从宗教信仰：
不投教法禁止的行业。
3. 影响力投资者：
尤其是在欧洲，很多年轻的基金经理，除了财务收益，也追求每一个投资对世界带来的正向影响。
这些机构投资者关注ESG的动力之一是监管的推动。如下图，近年来国内外监管层都在引导和推动机构投资者对于“ESG友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在2018年，中国基金业协会提出《绿色投资的指引》，要求基金资产优先投资于环境绩效更好、能提高其他公司能效、或降低污染排放的公司和产业，合理控制基金资产在“三高”产业的投资等等。
图4. 国内外鼓励ESG投资的政策 来源：安永泉果基金内部分享资料
04 ESG监管：欧美日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
“全球80个交易所中，77个交易所已经承诺“支持可持续和透明的市场”，38个交易所已经针对其上市公司提出ESG指引。”
——联合国可持续交易所倡议（2019）
从全球监管的强制性要求来看，第一梯队就是欧盟以及英国地区，第二梯队是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几年之前已经有相应的强制披露要求了，第三梯队就是美国、中国等。
第一梯队欧盟很早就已经将ESG的信息披露上升到法律层面。2014年10月，欧盟发布了NFRD（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非财务报告指令》），提出上市公司披露“非财务信息”的法规要求。去年年底，欧盟更新了法案，发布了CSRD（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征求意见稿，对于欧盟上市公司的ESG披露做了进一步规范，并且要求ESG信息披露需第三方评估。
第二梯队主要是日本，新加坡，还有香港地区。比如新加坡交易所2017年开始强制要求披露，且从明年开始，涉及到的气候变化的披露要求第三方鉴证。
第三梯队美国此前对于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没有强制性要求，但今年3月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面向投资者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提升和标准化》的提案，提出美国上市公司要逐步披露气候变化相应的信息。
图5. 全球ESG监管现状 来源：安永泉果基金内部分享资料
现在全球各地的披露要求都不大一样。比如说欧盟将ESG作为一种价值观，所以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会更高、范围也更广，例如社区方面的议题也在披露要求内。
05 未来展望：借鉴港股，A股潜在影响
“充分发挥中国在ISSB全球ESG统一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强制性的ESG披露要求。但是大家会好奇，我明明看到过很多A股上市公司的ESG报告或者CSR报告。这是因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家要求央企、国企以及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具体披露哪些内容没有明确的量化指引。
2018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模式，初步拟定了一个ESG报告指引，但最后并未正式发布和实施。2019年针对科创板提出了ESG披露要求。今年已经明确提出，科创5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要有ESG报告，但ESG报告内容尚未明确要求。
如下图所示，香港联交所的ESG披露发展历史也有它的参考意义。
图6. 香港联交所和内地交易所ESG披露要求 来源：安永泉果内部分享资料
香港的ESG披露是分阶段实施的。2012年，香港联交所出台了相应的指引，尝试推出强制披露ESG的要求，但遭到大部分上市公司反对。直到2015年年底，联交所才对所有上市公司，包括主板和创业板，都推行了ESG披露的要求，并且有非常明确的报告指引和框架。2019年底，联交所在指引修订中，增加了关于董事会的强制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应要求。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后，IFRS（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宣布成立了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终极目标是希望制定一套适用于全球的标准。但现在推行统一标准是有阻力的，所以ISSB采取了折衷方案——选取了ESG大框架下，达成共识的气候变化为出发点，在今年3月份，ISSB几乎跟SEC同步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主要针对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标准。
基于中国的现状，ISSB全球通用标准的制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ESG披露影响巨大。目前，我国会积极参与全球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我们的话语权。ISSB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后，我国也在积极讨论中国ESG标准的订立。
可以预期，内地交易所在ESG要求方面即将发生很大变化，我国的ESG标准将会很快出台。
在分享的最后，毕舜杰讲述了个人对未来评级机构的发展趋势判断。他说，在过去几年，整个市场做ESG评级的机构很多，每一家的方法论和评级标准都很不一样，并且数据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也有较大差异。“但我个人判断，未来国内一定会有一家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做出标准的评级体系，不过这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
